茅盾在《子夜》中简单交代了故事发生背景之后，以大量篇幅煞有介事地描写了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金融买办”阶级进行斗法的过程。可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子夜》中的“环境”并非是传统中国内部发展结果的话，那么，茅盾用大量篇幅描写的“吴赵斗法”，最终的结论证明了金融资本控制下的上海只是个充满了“现代文明”的乌托邦，这就使得文本带有一种虚幻色彩。王德威认为，《子夜》中的虚幻性源于其生活层面的符号系统的自我颠覆力量，特别是当资本主义控制下的金融市场表现出“价值与货物、意符与意指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在投机与臆测中荡然无存时，这种自我颠覆力量会将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社会现实推至濒临崩溃的边缘[1]70。对《子夜》中的金融资本力量及诸多“现代”事物进行考察，揭示出金融资本力量所构建起的1930年代上海生活的虚幻性，是这类分析方法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种方法不仅提示出小说中的“现代文明”如何参与到了文本的叙事逻辑之中，而且，它还提示我们，金融资本力量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已经渗透到了主体内部，再生产出了维护这种控制模式的主体力量。

一、“现代文明”的叙事功能

在《子夜》开篇部分，大量出现的“现代”事物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文本现象。小说第一段就显得颇不寻常：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文字中，作者不仅描写了苏州河、黄浦江等自然景物，而且还描写了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洋栈、洋房、霓虹电管广告等明显具有现代都市色彩的意象[2]3。特别是段末那三个英文单词——Light，Heat，Power！——十分明确地将故事展开的背景放置在了充满着“声光化电”气息的都市环境中。紧接着，作品中相继提到的“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笼汽车”“上海总商会”“小火轮”“速率”“勃郞宁”“戴生昌轮船局”等事物，无不提示出故事的发生将离不开这些具有明显“现代”特征的事物。这些“现代”事物与人物的行动一起，构成了小说故事情节展开的基本要素。小说颇不寻常的开端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兴趣，李欧梵在《上海摩登》的第一章“重绘上海”中，全文引用了《子夜》的这段文字[3]3，将其作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并借此广泛探讨了近代以来出现在上海的种种“现代”事物。

如果仅仅将小说对这些“现代”事物的呈现作为“环境”描写看待，似乎有低估这些事物本身的叙事能力之嫌。王德威认为，小说开篇部分提到的三个英文字提示出上海这个“东方巴黎”实际上是个“舶来品”，它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断裂[1]68。换句话说，《子夜》所要讲述的，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虚幻性十足的空间环境中的故事。在小说前两章中，作者花很大篇幅来描写上海1930年代的种种“现代”事物，仿佛这些事物能够给这种带有明显虚幻色彩的空间“环境”提供真实性证明。然而，作者越将这种“环境”描绘得活灵活现，我们反而越觉得它不够真实——它并非从传统中国内部发展而来的结果。吴老太爷的死无疑表明，在这种虚幻的环境中，传统中国的生命无法得到延续。

事实上，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资本主义经济经过“一战”期间规模空前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工业和商业银行以及股票交易所为主体的经济体系①1917—1923年，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地方，机械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且，社会显要人物以及买办阶级过去出于安全和利润的考虑，一直将手中大量的资金投资给外国企业，而在这时，则纷纷转向民族工商业。这种转变促进了新式银行的兴起。“仅在1918年和1919年两年，就创办了96家，其中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有密切联系。……另有十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纯粹是商业经营”。此外，股票、证券、期货等交易所开始在上海大量出现。“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杨品泉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37-739.。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以及股票（债券）交易所的出现，标志着1930年代上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金融资本运作所需要的基本因素，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生发出来的，无疑是迥异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模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无论其物质商品如何丰富、现代化设施如何齐全，它也终究不是由本土发展而来的结果，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某种虚幻色彩。无论是坐在穿梭于高楼大厦间的小汽车里的人，还是出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大华酒店”“吴公馆”的男男女女，在乡下人眼里都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子夜》开篇部分对吴老太爷的“震惊”体验的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出了乡下人眼里的都市是怎样的魔幻。因而，与其说吴老太爷死死抱住《太上感应篇》不放是一种封建意识在作怪，不如说是他在试图抓住传统中国的象征，以免在这个魔幻的世界里失掉最后一点确定的东西。